每晚，我在你的引領下，一點一點地，撫遍你的每一寸肌膚，吻盡你的每一個部位。這世上，不會有誰比我更了解你的身體，包括你自己。
我們的相處，向來都是輕鬆而愉快的。你在經歷了一整天的奔波勞碌後，我總能讓你洗去疲憊，拭去煩惱。你甚至說過，我們共處一室的時間，是你一天之中最放鬆的時刻。大概是因為這樣，你才會樂此不疲地每夜找我吧。
只可惜，花無百日紅。每晚的廝磨，讓我越來越圓滑，亦讓你越來越不滿。終於有一天，當我再度滑出你的手掌心後，你忍不住向我發洩，罵了很難聽的話。理智上，我知道你是無心的，並無任何傷害我的意思，不過是素來懶得在我面前控制脾氣罷了。只是，你的辱罵仍讓我心碎。我的身亦隨着我的心，裂作數瓣。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果然，沒過幾天，你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忽然鬆開了手。地心吸力把我從高處狠狠地扯下，流水如時間般不斷沖刷，迅速地把我從你的身邊帶走，快得讓我來不及聽見你的惋惜和挽留。
我只想向你告別，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着和肥皂一樣蜜甜而苦澀的痴念。
（後記：此文乃某夜洗澡時的狂想。寫完後，本打算潤飾一下，沒想到一擱就是半年多）
早前，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的一句「而家係我收成期嘛」，一石激起千重浪。有年輕朋友痛斥其目光短淺自私自利，亦有退了休的長輩拍手讚好。有人說「反修例風波」是世代之爭，頗有道理。倒不是說年紀相同的人政見一定一樣，但大家接收的資訊、關注點、價值觀之類，縱有不同亦不遠矣，對事物的看法自然較相近，就算有分別，起碼溝通起來沒那麼費勁。
其實，將心比己，有人不滿意示威影響自己的生活，本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尊貴的陳健波議員閣下，您不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呀！您是有份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代議士呀！目光能不能放長放遠一些，考慮考慮香港的未來前景，而非僅僅關注眼前的「收成期」？
天崩地裂，最重要的，就只有您老的收成期？
更讓人憤怒的是，陳健波議員在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時，竟然還說什麼疫情死亡率不夠嚴重，不應「封關」之類。係囉，不少內地客戶需要來港繳交保費續保嘛！最緊要係保險業界啲生意嘛！金句我都諗埋，改幾個字即可：而家影響我個客嘛！
以閣下食鹽可能多過我食米的年齡，難道沒聽說過「防患於未然」、「預防勝於治療」嗎？難道要等社區大爆發，才後悔「封得太遲」嗎？難道閣下希望香港出現如謝婉雯、李文亮一般殉職的醫護？
情深不壽，無同情心唔知會否長壽。不過，以目前人類的平均壽命估算，五十年後，君或已塵歸塵、土歸土，自是懶得關心身後可能發生之事。
既然如此，何妨退位讓賢，把寶貴的席位留給目光長遠的有識之士？
或許我有點 ageism ，但我越來越覺得，許多年長人翁根本跟不上時代，讓他們決定政策，既不智，又嘥氣。反修例風波以外，環保議題似乎也是世代之爭。外國許多抗爭者都相當年輕，早前澳洲議會甚至鬧出「OK Boomer」風波。老馬識途，是建立在道路沒變的基礎之上，當世界變得面目全非，還是盲目地跟隨固步自封的老馬，又有何益？
現代社會已經不止是日新月異，而是秒新日異，twitter 上就有「24-hour news cycle」之說。守舊而固執的年邁政客們，您們適應到這樣的節奏嗎？不談這些，就說全球化和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吧，你們真的具備足夠的背景知識嗎？這些是不是泛泛空談，而是確確實實的政策問題，諸如「武漢肺炎」帶來的跨國公共衛生問題、Airbnb 和 Uber帶來的管制問題、Facebook帶來的個人私隱問題……. 覺得「識用telegram」就已經是「非常犀利」的上一代，您們真的能為新一代的未來作出明智的決定嗎？
前一陣子，《頭條新聞》的一段影片讓我熱淚盈眶。套用毛澤東的話：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世界各地，均有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希望改變世界。社會能否容許那改變明天的，不為今天所改變？傳統體制又能否納入這些充滿朝氣的年輕聲音，令這個屬於你們也屬於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呢？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只希望各位身居高位的「老友記」，就算自己不種樹，也不要阻礙他人種樹，更不要作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之舉！
最後就以范仲淹的詩作結吧。
《范仲淹：書扇示門人》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最近在讀歐麗娟老師的《驚豔唐詩》，中途不斷想起林夕的歌詞。例如，歐老師對「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錦瑟》）的解讀就讓我想起了《暗湧》。
偶然讀到楊興安先生的一篇訪問，其中數句觸我甚深。
每天閱讀接收這麼多資訊，怎樣才能更好地吸收，將其轉化為養份呢？其中一個分法，就是透過不斷運用，加深記憶之餘，亦能幫助消化和理解，更可迫使自己思考。個人覺得，運用可粗略地分作三個層次，姑且稱之為引用、活用和應用。
直接引用，指的是直接使用原材料，像是直接援引某案例、直接引述某句名言、直接套用某句詩詞，諸如此類。引用相當常見，但也有高低之分。用得差的，難免有亂拋書包之嫌；用得好的，不但顯得自己學識淵博，還能在潤飾文章之餘佔佔字數。怎樣才算引用得好呢？最基本是要合用，呼應上文下理吧。除此之外，好的引用不應是單純的「轉發」，而應揉合摻入自己的個人看法和理解。用林夕關於梁天琦判六年的專欄為例吧，他引用了 穆旦 的詩句，個人覺得相當貼切：
既然已經出現了「今天的我犯了明天的法」這樣違法的事情，對於前景有何展望？只能面對現實，套用五十年代詩人穆旦所言：「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如果殺雞儆猴真會有效的話，還肯犧牲自己前途改變未來，對抗社會不公的一代，已經為今天判刑所改變，政府是這麼想吧。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引用某句據說是某名人說的話。當然，最好小心查證一下來源，不然就可能在運用時淪為笑談了。拋錯書包的知名例子包括，「做人如果無夢想，跟鹹魚有甚麼分別呢？」。引用名言佳句，自然是可以的，但若只是「轉發」，那就沒意思了。舉個反例，前些日子讀了些有關 Anna Sorokin 一案的報導，此人扮成名媛，成功騙了不少人。有人事後孔明地分析指出，Anna Sorokin 在社交媒體上其實只是以轉發藝術作品照片為主，少有加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這類「轉發」，或許能騙騙一般人，但是否可以增加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和認識呢？是否有助別人理解你想表達的意思呢？我很懷疑。然而，有些人寫文章，真的就只是在「轉發」一堆別人的觀點和看法，不但不曾融入自己的理解，有時還前後矛盾，讓人費解，這類型的「引用」，還不如不引。
活用，指的是稍稍變化該材料，化化妝、修修眉、換換髮型，但熟悉者仍可一眼認出。事實上，活用材料的妙處就在於讓讀者認出，然後發出會心微笑。若就修辭而論，我所說的「活用」可說是包含了化用和仿擬等手法的，但不局限於此，只要是對材料作出變化但又足以讓讀者辨認到出處的，就歸類為活用。林夕就相當擅於活用材料，例如，他曾多次仿擬 顧城 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分別改成：
至於應用，則是把別人的精髓吸收了之後，化為自己的東西，然後再用出來。這個不好舉例，就用回上面的例子好了。林夕曾經填過一首詞，叫做《黑擇明》，靈感來自於著名導演的名字，是在玩雙關語。只不過，「在黑暗中選擇光明」這個意象，跟顧城詩句所說的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不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參考：
林夕，〈香港的日與夜〉，蘋果日報
林夕，〈必要性犯賤〉，蘋果日報
林夕，〈病態社會帶給我心病， 我卻用它來進行體檢〉，明周
註：
這篇文章半年多前已動筆，寫好後不小心刪了，想重寫偏又犯了拖延症，一直拖到今天才發現，原來還欠一部份未重寫好。當時想寫的，許多早已忘掉，所以最後那段才會完得這麼敷衍。故事的教訓就是：人的記憶有限，不把想法記錄起來，只會隨着時間流失。就好像看完書／電影後，不論你有多麼深刻的想法和感受，不記錄起來，很可能就此流失。要留住土地的養分，就要減少水土流失，同樣，要留住從書中吸收的養分，就要盡量減少因為時間流逝所造成的記憶留失。所以，真的要多寫多用，加深記憶。
這陣子不斷寫呀寫，胸腔裏的憤懣不平好像不宣泄出來就不行，整個人精神恍恍惚惚，做事無法集中。忽然間，明白了為什麼這麼多人熱愛創作，亦明白了什麼叫「不吐不快」。
前幾天，在某群組與人討論了幾句近日發生的事情。不對，說是「討論」實在是抬舉，基本上就是那人轉發了一堆圖文到群組，我手賤忍不住回應，然後那人就扔出了一大堆問題質疑我的說法，並單方面表示不想再作討論。這種做法給人的感受，大概就像惠子看到《魚樂之辯》的感受，讓人無比鬱悶、無奈、憤怒。你質疑反駁我的說法不是不行，但你扔下一堆炮彈之後就直接轉身走人，不讓別人回應，他媽的算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每次遇到那些拒絕溝通、蠻不講理的人就會覺得火冒三丈，特別是當他們信奉各種各樣荒謬的說法，還要不斷在同温層散佈假消息，明明顛倒黑白，卻絲毫不願接收任何跟事實和其他看法，著實讓人覺得既憤怒又悲哀又噁心。
有些人會說，在這個後真相時代（post-truth），溝通討論交流沒有任何意義，畢竟屁股決定腦袋，而每個人的立場、政見、宗教觀、人生觀都是根深蒂固、難以改變的。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人是會變的，亦應該要變。假如由始之終，對事物和事情的看法始終如一，不曾有任何變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也代表這個人對事物和事情不曾有任可新的認識和了解嗎？這也是為什麼，同一本書，在不同年齡看會有不同的感受、感想、和感悟。書，還是同一本書，只是看的人不同了。
不同人對同一本書有不同理解，這很正常，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書評和讀後感。其他人的看法，你未必同意，但亦可嘗試理解。甚至，許多時，不同看法是可以共存的，不一定你死我活。
但是，對書本有不同看法和理解，不等於可以肆意扭曲裏面的情節，連基本的事實都未搞清楚就大放厥詞。偏偏，這世界上就是有些人，人家在談論《紅樓夢》，他只看過《水滸傳》，然後堅稱潘金蓮是大觀園中人，以此攻擊林黛玉和薛寶釵不守婦道，理由就是因為她們都是住在大觀園裏，必定是和潘金蓮同流合污。不符事實，亦不合邏輯，偏偏現在每天都可接觸到這類污人視聽的說法！
人總會犯錯，誤以為潘金蓮住在大觀園，有人指出這是錯誤，就應該仔細驗證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質疑那人「你是否和我關係不好，故意借此打擊我」？指出錯誤的人是出於什麼動機指正你也好，他的指摘都是正確的呀！
人是會變的，亦應該要變。
或許有人會問，我們不是應該擇善固執嗎？是呀，但你肯定自己執着的是善嗎？若真的是善，又何懼聆聽別的看法呢？善也是要「擇」的呀！在聽過其他說法，仔細驗證反思，仍決定堅持，方可稱得上「擇善固執」，不然就只是「固執」而已。
仍記得最初聽《六月飛霜》時，對詞末的「最可笑的 喊亦正常 最悲壯的 笑亦正常」頗為不解。
「最悲壯的」，為何會說「笑亦正常」？難道不是該哭的嗎？六月飛霜的世界光怪陸離，不可以常情理解，故該哭時笑？這笑又是苦笑，冷笑，抑或嘲笑？
想了想，「戊戍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他的犠牲絕對當得起「悲壯」兩字，亦曾在獄中留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言壯語。配得上「悲壯」二字的，多半都是悲劇英雄。既稱之為英雄，自然是因其所行所作所為符合公義，死時自是無愧於心、含笑就義的。莫非「笑亦正常」就是這意思？
另一句的「最可笑的 喊亦正常」就易解多了。
可笑的事，一般都是荒謬的，面對這荒謬得可笑可悲亦可怕的世道，流下悲傷憤怒恐懼乃至絕望的淚水，亦是人之常情。再說，笑的太厲害，也是會笑出眼淚來的，保不住有人覺得現在的新聞比Simpsons等喜劇更好笑，笑到喊出來，也未足為奇。
昨天，馬嶽先生就寫了一篇題為《其實好好笑》的文章，讓人充份地明白為何最可笑的，喊亦正常，最可悲的，笑亦正常。
達明一派出了新歌，名為《回憶有罪》，由林夕埴詞。
歌詞如下：
舊日或問天 怎允許摧毀信念
浩蕩像為了 被懷念
現在別問他 可有膽公開紀念
被現實騎劫 怎怨天如燭光都有罪 將暗黑多幾十年
如傷疤都有靈 未變臉
回憶即使有罪 真相怎麼敢無言
歷史假使有人 定被發現現在若問他 可悔當天走太前
道路腐壞了 不敢涉險
現在若問我 怎會這麼想紀念
烈焰幻滅過 總有煙如燭光都有罪 將暗黑多幾十年
如傷疤都有靈 未變臉
回憶即使有罪 真相怎麼敢無言
歷史假使有人 定被發現皇天不必答辯 只怕蒼生肯忘言
后土不知冷熱 生滅無念
歷史只懂向前 輾轉反側三十年
如今滄桑少年 莫問蒼天若舉傘 為誰命運祭奠
廣場上 這麼多告別
莫須有 是誰造就壯烈
願廣場上 聲音不會滅
林夕的詞，我一般第一次聽的時候不覺什麼，但多聽幾遍後，就會整個陷了進去。
這首歌和蘋果新填的《試問誰能沒記憶》都勾起萬千思緒，有無數東西想寫。可惜近日事多纏身，身體又不好，只能徐徐圖之。畢竟，光是這個博客的草稿箱便已積了二十多篇未完待續的稿子了。寫文章又不是打鐵，不需要趁熱，特別是用來自娛的文章，等到空閒下來又想寫時再寫，又有何礙呢？
自己沒動筆，索性看看別人都寫了些什麼。為怕之後找不到，便先集合在這裏，以供日後參考。先旨聲明，以下文字皆非本人所著。文章按刊登日期排序。
2019年5月20日
回憶有罪．依然相信
作者：區家麟
感謝達明一派，感謝林夕，這時勢，作了一首新歌〈回憶有罪〉。
感謝黃耀明，選擇在公民實踐論壇公告，開宗明義說，這首歌為六四三十年而作，剛剛前一晚才錄好。同一天，明哥選擇在記者協會晚宴首次獻唱〈回憶有罪〉。
記協晚會，筵開六七十圍；一如既往，會場有點吵，各路人物齊集，不停談天。但這場合，應該算聚集了香港最多親歷六四的人。舞台前圍了幾圈，就是要聽清楚明哥的新歌。
時代那麼壞，噪音那麼多，黃耀明繼續唱出心中的歌，選擇了勇往直前，無怨無悔。
我感動了。
新歌〈回憶有罪〉正在最後混音，不日推出。
從《人民不會忘記》到〈回憶有罪〉
(本文第二節原文刊於香港記者協會51周年晚宴場刊，原題為〈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最近，偶然翻起了一本書，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的《人民不會忘記》。三十年前，六十四位香港記者，記北京民主運動與六四鎮壓的所見所聞。
打開目錄，駭然發現，有好些熟悉名字，當天的熱血記者，今天已貴為建制一分子，當老總、做議員。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足夠滄海桑田、目睹大國崛起；三十年，足夠讓很多人覺今是而昨非，足夠讓年月的微塵，埋沒良知。
《人民不會忘記》的扉頁，開宗明義寫着：「獻給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中奮起挺身的同胞；無私無畏地犧牲的中國公民；以及仍然在苦難中不屈抗爭的鬥士。」
當天，奮起挺身的人們大志未竟，犧牲的公民沉冤未雪；抗爭的鬥士，三十年後仍然流亡；天安門的母親，依然流淚。命運安排，我踏入新聞界做一個實習記者之時，剛好是1989年6月3日，聽到歪理連天真相被掩埋，目睹每天的新聞凝固成歷史，我從此離不開這行業。
三十年來，當權者拒絕認錯，他們開動機器，重寫歷史，改造記憶；趨炎附勢者，歌頌國力，膜拜高鐵，眼底只剩下金錢，腦袋崇仰權力。
愛黨者初時說，我們著力發展經濟，不要執著六四；現在經濟要超英趕美了，繼續絕口不提。出動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愛黨者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絕口不提長安街亂槍掃射死很多人；愛黨者說，沒有六四鎮壓，哪有穩定發展，按此道理，犧牲了的義士，對國家有功，為何死難家屬到今天仍受監控，仍然活在惶恐之下？
偷換論題、以偏概全、跳設因果。三十年來一談六四，新聞從業員就站在歪理最前綫，聽到的是思考方法謬誤全集。
許多記者發現，採訪室高層酷愛高鐵，每一次新線通車，必煞有介事，描述行駛中的列車中茶杯裡水波不興；來到六四紀念日，當年澎湃浪濤的餘波，避得就避，得過且過，人有我有，是是旦旦就最好。
後真相時代，人們記憶短暫，年輕一代已不知誰是董建華，三十年前的事有如中古歷史。有時會問自己，那時候所相信的事，有沒有被動搖？是否太過執著，太過不識時務？人民已經忘記，你是否還要銘記？
香港還有一丁點自由，我們不記，誰記？我們不講，誰講？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沒有遺忘的權利。
這就是我們的時代，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場堅持與苟且的拉鋸、一場適者生存的無聲暗戰。
韓國記者李容馬，終其一生對抗司法強權，揭露官商勾結，他眼看奸人得逞，善人蒙難，自己又患上癌症，命不久矣，於《我相信這世界可以改變》一書中，他談到司馬遷論「天道是非」，山賊盜跖，殺人無數卻壽終正寢；反觀伯夷叔齊，既謙讓亦有節操，則餓死首陽山，有沒有天理？
我不相信有天理，但我信人心不死。
*** *** ***
感謝香港記者協會，當世道荒涼，回憶有罪，記協不辱使命。三十年前，記協出版了《人民不會忘記》，由64位香港記者執筆，記下民運與鎮壓過程。三十年後，新書《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即將出版，三十年後，逆風堅持，依然相信。這些事，我們不說，誰說。
2019年6月2日
開腦驗回憶
作者：林夕
回憶未必有罪，只要藏在心裏一言不發，big brother的監控再厲害，也不能幫你開腦蒐證吧。
說來恐怖，應該自然是巧合，那天跟人用WhatsApp通話，講起六四時你在做什麼，語音剛落在六四二字，信息忽然不良到完全聽不到對方在說什麼，跟暫時斷線被噤聲的效果差不多。
別說，那時真有點被偵測的感覺，收訊恢復良好後，對方說有點怕，不如別說了，我說別怕別怕，要驚大把人陪你驚。如果只是私人談話也要忌諱，這樣活着不覺得窒息嗎？又不是講什麼煽動壞話，更何況六四風波確有其事，大家看法不同而已，你不准我在讚揚我家的小平，事後見軍隊的風采迷人麼？
雖然是典型自己嚇自己，這就是白色恐怖吧。
所以說，六四成為敏感字，如果是講道理的話，實在是說不通的。既然官方說法是一場風波，或像港官形容是歷史長河裏的一粒砂石，怎麼不能說六道四呢？也可以是鞭撻外部勢力煽動出來啊，也可以像有些人被迫表態時，一句「這是一件讓人傷感的事」，傷感會很敏感嗎？
看過一部日本科幻犯罪電影，想像未來鑑證科可以從屍體的腦部記憶體，還原死者生前目擊的片段，從這畫面緝兇。假如這是真的，大佬就無所不能了，不用等你認不認罪，做個開腦手術，看你對文革大躍進六四的回憶有沒有存在，還記得了多少來定罪。常常說，您能夠控制我的嘴巴，但不能監控檢查我的思想，看着電影時，我就想，這橋段是超狂想吧，否則連思想都可以檢測，連口是心非都不能，就不用活了。
我們這一代人在現實世界大概等不到有這一天，只是從而想到，現在瞳孔識別系統超厲害的，又說，眼睛是人的靈魂，若能檢測眼神裏有沒有背骨，看相的就沒飯吃了。
回憶就是活着的依據，可是記憶會變形，細節與心情會慢慢丟失，趁還沒失智、喪志，用文字記錄下來，就當補寫當年日記也不錯。
有時會想，除了六四紀錄片以及前線記者採訪之外，當時沒站在前線實際參與過具體行動的普通人，那些日子都在做什麼，有什麼感想，一一記下來然後出版成書，也算是庶民筆記。題目就是六四當年你幾歲，在做什麼，有什麼感想，然後……。
2019年6月4日
作者：灰塵暈眩
周耀輝在他的書裡提過，八九六四後為達明一派寫的《天問》，是「借助被詛咒的土地和中國神話人物、典故，來暗指大屠殺後的中國，質疑宣揚沉默、逆來順受的思想。這種思想一般被認為是中國的價值觀和傳統，即大家所熟知的「天」和「天意」。我想質疑的不只是政治體系，更是孕育了這種政治體系的「文化」……」
近三十年後，達明以《回憶有罪》跟八九與《天問》隔空對話也同時回應當下，林夕冷冷擲下一段「現在別問他／可有膽公開紀念／被現實騎劫／怎怨天」。
有罪，因為回憶觸犯了天條。但天條之所以定下，是因為那些事確確實實發生過，刺痛了蒼生也剌痛了天，留下誰都擦不掉的傷疤。
有燭光就有人，有人就有聲音，就有靈魂，就有記憶，就有可能。
2019年6月5日
多謝達達的曲、夕爺的詞和明哥的演繹：〈回憶有罪〉！
作者：陳國權
早前透過電子網絡聽到黃耀明在記者協會晚宴上首次獻唱的新歌〈回憶有罪〉。這是達明一派和林夕特別為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創作，可惜晚宴背景夾雜哄動人聲的噪音令筆者無法清晰欣賞到悅耳的歌聲。也許上天真的有眼，真的淚已落盡，昨天午間的疾風驟雨止息，晚上維園六四悼念集會期間並沒有受到惡劣天氣干擾，黃耀明應邀在台上再次唱出這首歌。筆者站在大台旁邊，近距離聽得清楚，深受感動，不禁眼中泛淚，必須寫下此文，衷心感謝劉以達的曲、林夕的詞和黃耀明的演繹，在香港時局艱難險峻的當刻，為香港人譜寫和傳送上這一曲〈回憶有罪〉。
劉以達的〈回憶有罪〉原曲基調跌宕起伏不大，音色哀怨而沉鬱；林夕的詞寫得淺白貼切，針對著六四這議題的多面性，直述和暗喻同樣言中有物，鏗鏘有力；黃耀明是充滿現代感音色的歌手，高中低的聲調腔韻和徐疾節奏控制得恰到好處，傳到耳朵，撫摩著神經，觸動著心靈，正是聲聲入耳的嵌進人們心底深處。如果說一首歌的曲是靈魂，詞是軀體，曲和詞的結合成就了一個有靈魂的軀體，那麼，歌曲的演繹正是傾注入生命活力，讓那個有靈魂的軀體活生生地盡顯人前，感動著週遭的人。筆者並非刻意試作解人，只是想藉此短文向劉以達、林夕和黃耀明致敬，並且籲請香港人好好領會這首歌，特別是歌詞，所傳遞的訊息。
當年六四的殘酷鎮壓嚇倒了所有有良知的人，既抱怨上天的不仁也痛斥人禍的暴戾，公開表態以行動譴責當權政府。可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形勢逆轉，一些人早已裝聾扮啞的噤聲不語，〈回憶有罪〉第一節末句的「被現實騎劫，怎怨天」直指其虛妄偽善。人人都有現實的局限和壓力，可是人人都必須有判斷的理性和抉擇的承擔，那麼，背棄良知的召喚而屈服於現實是必然的選擇嗎？況且，所謂「現實」往往只是那些人的借口和遁詞，到底是真的「被現實騎劫」還是「被自己的麻木不仁所騎劫」呢？
回顧中外歷史編章，獨裁政府當然不斷嘗試抹掉人民的記憶和篡改歷史，以鞏固和延續其暴政。中共政權一直以專橫卑劣手法醜化和隱瞞八九六四民運的悲慘真相。因此，堅持公開悼念、查證六四實情和追究屠殺責任，是人性良知和良心的體現，在政治現實上更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長期抗爭。〈回憶有罪〉第二節最後兩句「回憶即使有罪，真相怎麼敢無言；歷史假使有人，定被發現」實在發人深省。就算面對治罪的壓力，我們怎能默言不語？ 只要有人堅守鍥而不捨的尋索真相原則，歷史豈容輕易被掩埋？
歷史從來就是由人民用血淚撰寫的：有逼迫必有反響；有鎮壓必有抗爭。八九六四被殘暴壓服之後，在追捕起訴拘禁的諸多恫嚇壓力下，維權的公民運動隨後此起彼落的冒起，維穩局面還是顯得脆弱，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明證。焚身烈火固然冒放沖天濃煙，〈回憶有罪〉第三節的「烈燄幻滅過，總有煙」是希望所在，因為餘燼仍存，人心不死。內地和本港的政治發展依然令人深信：強韌的生命力還是會在硬土堅石層中擠出裂縫來，仰望和迎接天際陽光！
一代一代的接棒傳承至關重要。當年八九六四民運啟蒙了上一輩的香港人，在香港社會上持續了多年以來爭取民主、彰顯人權和追求公義的運動。這樣的抗爭精神感染著，影響著，甚至可說催生了「和平佔中」以及「雨傘運動」。我們實在不必乞靈於皇天后土，只須反躬自省，敢於迎難承擔，〈回憶有罪〉第四節那兩句「歷史只懂向前，輾轉反側三十年；如今滄桑少年，莫問蒼天」正是對年輕一代的期望，讓一脈相承的不折不撓精神延續下去。
上一輩的香港人為內地八九六四民運付出過難以量算的汗水、眼淚、精神和心力，也寫下令世人驚訝難忘的遊行、集會和抗爭紀錄；這一代香港年輕人也曾經在夏慤道催淚煙霧中高舉雨傘，為的是捍衛和追尋本土的政治命運。〈回憶有罪〉第五節末句說的「願廣場上，聲音不會滅」雖然是指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聲音，但是，同樣也反映著香港政府總部前地公民廣場上的聲音不會消滅！如今內地民運人士仍流亡海外，香港的抗爭者仍被繫獄囚禁，筆者以為，〈回憶有罪〉不只是今年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歌，應該也是香港人為未來奮鬥而繼續高唱下去的歌。那麼，就讓我們在 6 月 9 日（星期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惡法遊行中走在街上，高聲同唱這一首歌！
2019年6月7日
〈回憶有罪〉的世代轉接︰「六四」聽歌
作者：洛楓
在Google 找尋〈回憶有罪〉MV的連結，鍵盤上卻輸入「回憶無罪」，個人潛意識的slip of tongue，結果當然找不到，現實世界一記當頭棒喝！達明一派最近發表的單曲〈回憶有罪〉，似乎是三十年前〈天問〉的延續，開首唱道：「舊日或問天／怎允許摧毀信念／浩蕩像為了 被懷念／現在別問他 可有膽公開紀念／被現實騎劫 怎怨天」，便是今昔對比的時光轉換——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廣場上的血腥屠殺，帶來情緒的震動，震得天崩地裂，周耀輝寫下抑鬱的火焰、紫色的煙霞、惶恐的百姓；三十年後林夕接力，由問天、問人到問世，何以連回憶都戴罪？！MV從鍵入「8964」到「Error 404」的畫面開始，顯示檔案不存在，是歷史被消除抹去的狀況，然後以非常原始感官的電腦動畫合成，有「還原真相」的寄寓：綠色光影的天安門化成坦克，一個男人站立前景，然後虛擬的子彈發射，單車倒下，一對男女騎著單車被坦克追趕；鏡頭一轉是蠟燭的火光、黃色的雨傘、到催淚彈爆裂刺眼的光芒，最後歸於一條閃動的燭芯，也是火苗，象徵薪火相傳……動畫跳躍的節奏都在劉以達電音的重拍上，聽起來似心跳或眼睛的閃動，黃耀明的歌音是平和的詢問，沒有〈天問〉的浩瀚、激盪與空靈，畢竟滄桑少年早已被驚濤駭浪衝擊了三十年，磨去了棱角，卻磨成了沉厚的聲線，唱來彷彿喁喁細語的自問，或跟閱聽者檢視前塵、記認現況；也許是因為音樂沒有激烈起伏的旋律，而是一路走來跟城市風雨同路的步調吧，簡約，但真誠！
Simon Frith說我們聽音樂，產生共鳴，建構身份，那是一種情緒的和應，既是主體也是集體的念記，內裡那份融入自我就是美感經驗或美學的過程，通過音樂尋認個人與社群的關連，以及情感的認同，在樂曲的節奏和旋律、歌者演繹的聲情、歌曲內容的字詞，以及三者糅合而成的真理和感官，讓自我參與其中，成為表演的一部份，涉入個人的想像和移情代入，將「現實」變成儀典，讓自己從此找到一個存在位置，跟歌曲同悲共喜、同生共滅，這就是流行音樂的力量！從〈天問〉到〈回憶有罪〉，三十年過去了，歷史不但沒有平反清算，暗影還逐步伸入我們原本太平的城市；此外，〈回憶有罪〉還進一步將1989年北京的「六四事件」，聯繫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時空幾度轉接，但彼此面對同一個極權，當年的真相一日被隱藏和噤聲，極權的魔爪將繼續無限擴展，如果回憶有罪、如果事不關己，有一天消失的不是檔案，而是香港！
甚麼是「歷史」，本來就是不要重蹈覆轍，但極權政治卻讓歷史的悲劇不斷循環重演，然後清洗痕跡，屠滅反對的異見，讓權力安然無恙。「若舉傘 為誰命運祭奠／廣場上 這麼多告別」，當年今日怎會想到，香港最後終於有了政治犯，「送中條例」通過後，你我將不能幸免或倖存！每年懷想「六四」，原是為了記住曾經有一個地方，有一班年輕學生為了爭取民主和自由而死於坦克和子彈之下，屍體和真相被掩埋；然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卻發現香港已經岌岌可危！以前會說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平反六四，現在心願變得微小，但願有生之年香港依然健在！
2019年6月9日
誰的記憶誰有罪
作者：鐘耀華
到了今天，居然還是有藝人敢用六四作歌曲創作主題，對出生於九十年代的我來說，算是少見了。1989當年在跑馬地「民主歌聲獻中華」上演出的藝人，今天還始終在舞台保持良知的，還剩下了誰？「現在別問他 可有膽公開紀念」，真是莫問蒼天。
達明一派創作、林夕填詞的《回憶有罪》，讓我陷入深深的共鳴。不止是曲，一路看MV，整個人也埋進了各種畫面，各種符號裏去。為甚麼是符號？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片段，我沒親身經歷，沒有看現場直播，當時我連作為人類的資格也未曾有，也許還在茫茫宇宙上某個輪迴裏飄浮。就算後來有影像記錄文字傳承，於我來說讀來只是一個又一個符號，每個廣場上的片段，都代表着某些訊息──廣場上學生聚集等於單純無染的學生運動？工人上街代表跨階級團結？學生絕食倒地等於悲天憫人？中共坦克鎮壓等於殘暴不仁？血肉模糊的屍體堆疊等於屠城？市民自發救援香港學生記者代表歷史的傳承？……每個畫面都只是帶着既定意義的符號，都不是我的生命記憶。真正屬於我的生命記憶，其實是受到六四觸動後來自己賦予的意義與生命實踐。六四是種歷史感的傳承，是一種感覺，年復又年幾萬十幾萬人聚集在一個地方紀念一件事，本身就是強大的叩問──為了甚麼？
《回憶有罪》MV不選真實影像，而採用無數像matrix的虛擬數碼數據，聚成一個個熟悉場景，既是虛幻，卻也幻化成一組組有可供聯繫詮釋的符碼。從真實影像退一步為抽象數據，提供了穿梭想像的距離，卻又遙遙影射實際的過去。更重要是，現在極權的手段，在赤裸裸的物理折磨之先，其實是無數大數據監控，是虛擬的，是無實體的（至少不在你看到的地方）。MV採用這種畫面呈現方法，意味深長。
歷史是數據，記憶可抹去。MV鏡頭從坦克炮管裏徐徐退後，慢慢我們看到坦克的輪廓。我們是坦克裏長大的人。像紅綠燈一樣綠的坦克前，有像紅綠燈一樣紅的擋路人。同樣的紅，error 404。視野開始模糊，影像晃忽又殘缺。一輛患得患失的單車、幾顆子彈在血泊裏飛過，其彈道畫出逃亡的路。但數據是反覆的，意義是任意的，燈滅了，又復黑暗。鏡頭上方又再出現坦克，卻已是error的紅；騎着單車躲避於橋下的你和後座同伴，卻成了通行的綠──活下去，把記憶與價值傳下去──「烈焰幻滅過 總有煙」。
煙最後會化成甚麼？誰也不知道。每年六四集會，總是下雨。假如雨沒有下，當現場音響靜下默哀開始，蟬會鳴。只要有一兩隻蟬開始叫，同伴就會一起鳴，陸陸續續，響徹廣場。雖然看不見，但他們都在現場。如果有靈，「廣場上 這麼多告別」，也許還有重逢。
黃耀明在香港電台「視點31」的訪問裏說到，達明一派當年關於六四的創作「比較憤怒、悲傷，但在一個這樣的氣候裏面，我是無得揀，應該好好利用我的創作，去提醒大家」。是流於情緒，或是冷靜，又何妨呢？他說人們不需要像達明一派，也不覺得每個音樂人都要每首歌關涉政治或社會，假若有人偶爾覺得這些題目值得創作，他會很高興。誰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一首歌一段文字可以瓦解暴政，但即管順着自己的感覺，好好創作，好好過活。
《回憶有罪》這首他和劉以達經過多年後關於六四的沈澱與再創造，配上林夕的詞，來得深沉，沒有樂觀，也沒有悲觀。只是我們有人經歷過，就沒那麼容易甘心。數據可以改寫，歷史可以改造，我們也隨時可以被抹殺，留下來的人不一定特別英勇，或者只比較走運，或者只是比較狡猾，但總會有人，就是活下來了，帶着見證活了下來。「如今滄桑少年」，不再「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在歷史「輾轉反側三十年」間，只「願廣場上 聲音不會滅」。
另：
歌詞中有一句「如傷疤都有靈，未變臉」。
湊巧發現，林夕在明周文化（五月二十四日）的《十方一念》專欄刊登過一首新詩（是詩吧？），名為《傷口也有生命》。當中，有一句是：
當「疤」前面的「殤」字被消失
傷口也就死亡
除非有人活得不耐煩
曾在空氣中暴露過的血
不甘蟄伏
還是會在原來位置崩裂而出
瘡疤一揭開發現
傷口還活着
查了字典，「殤」字有兩個解釋，一指未成年而夭折者，一指為國而犠牲戰死者。
「殤」字被消失、傷口還活着，是否意有所指呢？
原詩如下：
又到六四。
仍記得十年前，朋友為該穿什麼顏色一事掙扎良久，我才猛然醒悟：「對啊，今天是六四」。
說來慚愧，三十年的六四晚會，我竟一次都沒參加。
但今年不同。
連五四都未到，便已忍不住開始搜集資料，讀着報導、聽着訪問、看着記錄片，好幾回熱淚盈眶。
修訂逃犯條列、拒絕封從德入境，每日總有新聞，讓人越來越憤怒，越來越恐懼，越來越絕望。
理性告訴我，今年的參加人數尤其重要；良知告訴我，作為香港的年輕一代，有責任薪火相傳情感告訴我，應該站出來，告訴這個世界，有人尚未忘記。
然而，魂不守舍地猶疑了一天，我終究還是留在家中，看了一整晚的網上直播。
另一邊廂，中國女排今晚對戰日本。
往年，總會異常緊張，眼也不眨、坐立不安地守在電視機前。
但今年不同。
哪怕是戰況膠著的第三局，不知為何，我仍是漠不關心，只覺得這不過是一場球賽而己。
世界在變，香港在變，我也在變。
我不知道自己為何猶疑，亦不明白自己為何冷漠。
不論如何，但願每天都能安然入睡，不覺虧心吧。
It is now common sense that vision is possible because light rays enter our eyes, stimulating the photoreceptors that help transmit signals to our brains. For people in the past, the mechanism of vision is not so clear. Back then, there were mainly two schools of theories, the extramission theory and the intromission theory.
The intromission theory is closer to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vision. Intromissionists conjectured that someth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object entered into the eye. Famous supporters of this school include Aristotle and Democritus. Democritus, for instance, believed that objects cast out « eidola », which is a continuous stream of atom-thin flakes, each a miniature replica of its sou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tramissionists believed that our eyes emit something in order to see the object. In this sense, seeing is more or less a sort of touching.
According to the extramission theory, our eyes are more than the passive recipients of images. Rather, they send out eye-beams—feelers made of elemental fire that spread, nerve-like, to create our field of vision. Luminous tendrils stream out from our eyes into the world, apprehending objects in their path and relaying back to us their qualities (Soth, 2019)
While this theory may sound outrageous now, there wer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to support the theory back then. For example, the gleam of animal’s eyes at night (especially cat’s eyes) was seen as proof of fire emission from pupils.The extramission theory had many famous supporters back then, including Plato, Galen, and Euclid. In his work Timaeus, Plato argued that the eye emitted a kind of gentle « visual fire » which combined with ambient light to generate a « body of vision » that encompassed or touched objects, thus generating a medium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viewer that allowed aspects of the object to contact the soul (See Reference 3). Retaining Plato’s idea, Galen declared crystalline lens to be the « principal instrument of vision » , and conjectured that visual perception involved the circulation of « visual spirit » through the crystalline lens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the world and bring it back into the lateral ventricles of the brain. The works of Galen heavily influenced many medieval Islamic scholars in the 9th century (Tong Dynasty in China). Hunayn ibn Ishaq, for instance, reinforced Galen’s arguments in his works.
Up til today, we can still find traces of extramission theory. Mythology is an example, like the basilisk which killed the person which met its eyes. Assuming that their eye-beams are as poisonous as their venom,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a basilisk can kill you with eyes using the extramission theory.
References:
Sophia's Universe 